古城墙外战争纷扰后才有的和平【古城墙外】

来源:思想汇报 发布时间:2019-11-06 04:54:48 点击:

  笔者大概属于最后一拨见过北京城墙的人。早年间,对于城里很多人来说,去西郊的颐和园春游,还是一件大事。一般都是天还没大亮,就要搭乘11路或7路无轨电车(111和107路的前身),去当时的总站西直门,换乘32路郊区车(相当于现在的332路)。而换车地点,就在古城防的一个门洞里。箭楼飞檐的剪影,隐现在幽幽的天光下,今天回忆起来,很有几分汉关秦月般的历史感。
  那年头,每天发出的车次很少,一般要排半个多小时的长队,接着又是柔道般的一阵推挤拥搡。32路用的是北京当年最好的客车,捷克产的斯柯达,总体款型到诸多细部,都折射出很强的形式感,包括车顶两侧蓝色的透明天窗。这样的出游,便因此有了某种怪异的异国情调。这些都是题外话。
  此后几年,北京人看到九城门楼被一一拆除。彼时中苏争端正紧,民间甚至有个不着调的传闻,说俄国人研制出一种超级轰炸机,能在5分钟内从莫斯科飞到北京,投掷氢弹后返航。后来我们知道,他们的“逆火”式根本没有那么神。当时上上下下不少人都吓坏了,于是全民皆兵,虽不能打仗,但挖防空洞还是足够了。结果,城墙拆下来的巨砖,很多成了构筑掩体的建材。再后来,到了1975年,原来城墙矗立的地方,变成了今天的二环路。
  欧美的城墙
  对我来说,北京近几十年的变化,肯定不值得高兴。但我并不同意很多关于北京,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古建保护的说法。城墙的拆除,是很多城市进入某一发展阶段后,通常会出现的做法。今天我们在维也纳看到的环城大街,也是1857年奥皇弗朗茨·约瑟夫一世颁旨拆除13世纪古城墙后留下的遗址。区别或许在于,其沿途的公共建筑比较漂亮,从维也纳大学到市政厅,从自然博物馆到议会大厦,不像北京二环路那么灰头土脸。
  巴黎的几道古城墙,除先贤祠附近的一个角落,如今也都没剩多少痕迹。所以,这个现象,和城市所属的民族性关联比较少,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多。而且,不光是城墙如此。今年恰好是纽约拆除宾夕法尼亚火车站50周年。那座车站建于1910年,按照旧大陆的标准,应该算不上什么古建筑。但是,那样一座巴黎美院风格的大厦,比起如今我们在曼哈顿第八大道见到的宾州车站,一座乏味得超乎任何人想象力的现代建筑,当地人的怀旧情绪值得同情。
  然而,古建筑保护本身,就是现代文明的后果之一。放在古时候,古今中外胜利者们的对敌政策,一向是“平王城,灭王气”。即使是在和平年代,古代遗址也更多被视为简易的建材供应点。比如上文提及的卡拉卡拉浴场,其中很多大理石材,都被拆走运到梵蒂冈,用来建筑新的圣彼得教堂。那时候,人们看待历史遗物的态度,远比今天实用得多,绝对没有我们这样浪漫化,这样多愁善感。
  多年前,我还是游荡在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诗人。看着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上尘土飞扬,我暗自感叹,很多重要的政策,出自一些内心多么不愉快的人。而且,他们怎么就不明白,那些毁于他们令下的历史陈迹,是很值钱的。但还是要强调:这件事跟国民性牵涉比较少,而和现代性关系比较大。
  笔者曾经读到,加里波第进军罗马之后,打算将波河填平,以防止疟疾肆虐。几十年后,未来派诗人马利涅蒂也曾在1910年呼吁,把威尼斯的运河填满,改造成公路。这些都和谋求民众福祉有关。即便是拿破仑三世这种人,居然也有几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思想。他认为政府应该要求资本家出钱出力,推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重大项目。
  始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城区改造,据说和这种想法有关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,就是那次改造的结果—一条条林荫大道,从一个个广场放射分布,街边是整齐划一、带芒萨尔式屋顶的建筑物。除马莱区外,那里的中世纪老城区几乎消失殆尽,很多人至今为此痛心疾首。抛开种种得失关系不谈,这样成功的改造工程,肯定是可一而不可再,就像近年喧嚣一时的“毕尔巴鄂效应”(古根海姆博物馆于1997年建成,使陷于经济衰退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市重获生机,因其具有诸多难以复制的先决条件,此案例被视为奇迹。)。
  (摘自《财新网》,
  有较大删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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